2024年5月，美国权威学府加州大学威廉姆斯研究所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的报告，该研究的标题为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LGBTQ People in China（中国大陆公众对LGBTQ群体的态度），相比此前的同类型研究，本次研究直击普通民众对性少数群体的观感，研究者累计收到了近三千份有效答案。
研究团队有针对性地调查了中国大陆地区对LGBTQ群体的熟悉程度和接纳程度，以及对影响该群体接纳的政策议题，例如工作场所歧视和同性伴侣抚养子女的态度。从总体接纳程度上看，超过半数（53%）的受访者认为LGBTQ群体应该被社会接纳，而年轻人、女性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受访者表现出更积极的态度。
从具体的细节来看，首先是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工作场景上，62%的受访者认为LGBTQ群体应该在工作中得到公平对待，另有34%的人比较同意这一观点。
在与婚姻家庭有关的领域，48%的受访者认为同性伴侣能够成为合格的家长，52%的人支持同性婚姻。46%的人表示愿意参加同性婚礼，37%的人对此持积极态度。
在有关校园和教育方面，68%的受访者认为LGBTQ学生应该在学校中免受霸凌和暴力。
在邻里关系上，46%的受访者表示不介意LGBTQ邻居，39%的人比较不介意，只有6%的人表示会介意。
有关大众传媒和企业政策上，45%的受访者表示不介意在媒体上看到关于LGBTQ的内容，50%的人认为企业应该推动对LGBTQ群体的接纳，以响应中国传统的公正与平等价值观。
在最为重要的熟悉度上，有70%的受访者认识至少一位LGBTQ人士，47%的人认识两位或更多。仅有30%的人不认识任何LGBTQ人士。
作为对比，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曾在2017年与第三方机构一同做过研究，于《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报告中作了详细的阐述，该研究共收集了近28000份问卷，从社会环境、生存状况和不同的经历处境出发揭示了性少数群体遭遇的困境。
在工作场景上，有21%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曾遭遇因性别认同和性取向而引发的歧视，这直接导致仅有5.4%的受访者表示在职场完全公开“出柜”。在日常交往密切程度较高的家庭和学校场景中，性少数的公开程度也相应略高一些，主要是因为一部分人采取了有选择的部分出柜方式：在家庭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受访者会选择部分出柜；在学校中， 有一半以下的受访者会选择部分出柜，公开对象多为同龄人。
有超过 70%的受访者曾因自己的性倾向、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而产生过心理困扰。根据对受访者的访谈统计，大多数性少数群体的心理困扰常见于觉察自己与周围人“表现不同”的时期，随着对多元性别知识的了解，以及获知具有相同性倾向、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的其他人的存在，很多人的心理困扰得到了缓解。
由于不能像顺性别异性恋的人们一样，毫无负担地在生活中公开自己，性少数群体长期处于“深柜”或仅向部分人“出柜”，这意味着TA们在很多场合都不得不压抑或掩饰自己，导致性少数人群广泛受到心理困扰。从当前时点来看，绝大部分的受访者都认为多元性别与性倾向不是心理疾病，但对于如何改变大众对性少数群体的偏见和刻板影响，研究者在经过访谈后认为，提高可见度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抓手。
另一份发表在2017年1月的期刊《中国性科学》上的文章《精神卫生与心理咨询从业人员对性少数群体态度调研报告》做了更深入的研究。研究发现，在接受调查的998名从业者中，98.4%表示接触过性少数群体，其中有35.3%的受访者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精神疾病。造成这一偏见的重要的原因是，受访者了解性少数群体信息有79.4%来源于非专业渠道，这其中包含了大量自媒体的带有“猎奇”、“夸张”成分的内容，使得受访者认为“性少数有一定可见度” 的比例仅有43%，但另一方面，66.4%的受访者认为无论何种性取向，都是正常的。
从2014年开始，中国大陆的民众开始接收到关于性少数群体的正面的消息，特别是小振状告心语飘香一案，法院在判决中明确写明：“同性恋并非精神疾病，心语中心承诺可以进行治疗亦属虚假宣传。”随后，国内多家主流媒体进行跟踪报道，性少数群体第一次以积极正面的形象走入公众的视野，2016年，跨性别者C先生起诉了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前雇主，法院认定前雇主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侵犯了C先生的平等就业权。
上述案件的胜诉，既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让大众进一步了解性少数群体的处境和变化。威廉姆斯研究所采访了一些受访者，他们基于中国传统的公正和平等价值观，认为LGBTQ群体应当得到社会的接纳和尊重。这种价值观的变化也推动了社会对LGBTQ群体的态度转变。
教育水平也是催生公众态度发生变化的原因之一，根据教育部的数据，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2年的30%，提高至2021年的57.8%，年轻人和高学历群体的开放态度为社会整体对LGBTQ的接受度提供了支持。卫计委定期发布《全国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调查报告》，在2016年的报告中，有大约4.6%的大学生表示自己是同性恋、双性恋或其他非异性恋取向。到了2020年，报告中大学生性取向分布为异性恋77.28%、双性恋8.92%、同性恋4.58%、泛性恋1.22%、无性恋0.6%。身份和认同相较五年前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这种较上一辈人性观念极大、极快的转变在中国正在进行着。
作为新一线城市的成都就是上述变化的显现，这座人口超过2000万的城市以其悠闲和开放的文化著称，这与中国其他地区形成鲜明对比。成都拥有众多面向LGBTQ群体的营业场所使其成为寻求更宽容生活环境的LGBTQ个体的磁石。这些专门为LGBTQ社区服务的酒吧、俱乐部和活动，提供的不仅仅是娱乐，还提供重要的社会支持和网络机会。
在传播媒介里，与LGBTQ相关的符号开始越来越多的出现。歌手蔡依林在2018年发布的专辑《Ugly Beauty》中的一首重要作品《玫瑰少年》，歌曲灵感来源于真实事件——台湾高中生叶永志因性别气质与众不同而在校园遭遇霸凌，蔡依林通过这首歌向叶永志致敬，并呼吁社会关注性少数群体的生存与尊严。她的作品和行动不仅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还推动了公众对LGBT群体的理解和接纳，在她的影响下，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和支持性少数群体。
社会环境的变化令更多性少数选择“出柜”，而这又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大众对性少数群体的认知变化，报告提及70%的受访者至少认识一位LGBTQ人士，这种个人接触和熟悉度显著提升了对LGBTQ群体的接纳程度。
George M. Herek 和 Eric K. Glunt 在研究中发现，异性恋者与同性恋者之间的直接人际接触显著降低了异性恋者对同性恋者的偏见和负面态度，有接触经验的异性恋者中，仅有28%的受访者对同性恋者持负面态度，而没有接触经验的受访者中，这一比例为57%。这一结果支持了人际接触理论，即异质人群之间的直接接触有助于减少偏见。
2019年，西南大学实验室发表了《同性恋身份认同与出柜：预期反应的中介作用》，研究考察了男同性恋群体中同性恋身份认同，预期反应和向家庭出柜的程度之间的关系。有近半的访谈对象考虑向家庭出柜，一年后，西南大学实验室继续发表了《中国同性恋群体的出柜情况及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513名访谈对象中，81.3%向朋友出柜，而向父母出柜占到28.7%。
如果把时间拉到十年以前，出柜还只是一个历史名词，如今，已经出柜和考虑出柜的LGBTQ群体愈发增多，长期关注性少数群体与家庭接纳的公益组织出色伙伴创办人之一的阿强认为：“出柜不会是一个适合所有人的万能药，但它会成为发现真实自我的一份礼物，”
回到威廉姆斯研究的研究当中，研究者认为，来自不同人口统计特征的人对LGBTQ群体持有不同态度，例如年轻、女性、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更倾向于持开放态度。在被调查对象中，有89%的人受过高等教育，而中国大陆地区成人口中仅有15%。被调查对象中，生活在大城市中心地区的占比更高，同时收入也更高，月收入能达到7000元，而中国大陆地区民众人均月收入为3268元。
独立的经济和发展前景，更有利于性少数个体“走出来”，开放的大门，一旦打开，就不会轻易关上，独立的、健康的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本就是一个群体走向自我解放的必经之路。或许，这项研究已经为生活在其他地区的性少数个体点明了发展的方向。
参考资料
williamsinstitute：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LGBTQ People in China
sixthtone.：A Coming-Out Guide Aims to Promote Acceptance Among Gay Chinese
南华早报：How Chengdu became China’s unofficial ‘gay capital’ despite uncertain LGBTQ righ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