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学鸿词科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唐朝开元年间，唐代的中兴宰相裴度、文学家刘禹锡等人都通过这一科目进入仕途，而大文学家韩愈则遗憾未能中榜。清朝时期，还曾于1903年举行过一次经济特科，专门选拔有经济见解的人才，但不久之后大清便灭亡了。
这些正规途径因为在清朝并不常见，因此，进士科依旧是最具优势的途径。对于大多数士子而言，他们的理想和追求是通过会试考中进士，从而获得更广阔的前途。
古代的科举考试层级严格，通常要经过三关：第一关是童试，通过启蒙学习，参加县试、府试、院试等，最终成为秀才。每年每个州府的名额非常有限，一般一个县的名额仅有五个左右。第二关是乡试，秀才们需要参加本省组织的乡试，成功后便会成为举人。乡试在每三年举行一次，分为正科和恩科，若是某些重要的皇帝庆典年份，乡试还会增加一次。
第三关是会试和殿试。乡试通过后，举人们会进入京城参加会试，通过后成为贡士。贡士们接着参加殿试，最终按照考试的名次，选出状元、榜眼、探花等荣誉称号。殿试之后，还有复试和朝考，进一步选拔那些有资格进入翰林院的庶吉士。
会试和殿试的选拔标准极为严格，尤其重视楷书的书法，因为书法好不好，直接影响到能否取得好名次。清朝时期的科举考试具有明确的名额限制，按照每个省的入场人数，分配给各省的名额。对于科举生而言，成功通过会试和殿试，才能真正步入仕途。会试中名次最前的几位被称为“会元”，而殿试后，取得最优名次的则被授予状元、榜眼、探花等荣誉，甚至被授予相应的官职。
然而，尽管科举考试难度极大，乡试才是其中最具挑战性的关卡。清朝时期，举人总数约十四万名，但只有约2.6万人能通过殿试成为进士，进士的录取比例不到1：6。而乡试的录取标准远比人们想象的更加严苛。
以清代广东为例，范进出生于广东，每年的乡试名额通常只有七十到九十名，范进作为广东省第七名的举人，已经算得上是非常优秀的。这时，成为举人就意味着有了一定的做官资格。因此，范进的“相公”身份，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高位，足以让一些曾经担任过知县的张乡绅等人对他刮目相看。
如果范进最终未能考中进士，那么他有可能在科举制的后期面临着较长时间的官职空缺。然而，随着“举人”数量的增加，“大挑”制度应运而生。在这一过程中，通过会试未能中进士的举人，也有机会被挑选出任官职。
“大挑”制度在清朝设立，旨在从那些未能通过会试的举人中挑选人才，选拔标准则以外貌为主。选择的标准包括身材、脸型、体态等，而这些外貌特征成为判断是否能够当官的关键。尽管“大挑”制度有一定的道理，但这种以相貌为标准的选拔机制显然存在着很多问题，无法准确衡量一个人的能力。
例如，陕西的阎敬铭，曾屡次参加会试落榜，后来参加“大挑”，因个头矮小、面貌平庸而被直接否定。然而，他并未放弃，最终在1845年以进士身份进入仕途，成为晚清的一代名相。
因此，“大挑”制度虽然打破了传统的科举规则，让一些“落榜”者仍有机会进入官场，但因其不严谨的选拔标准，也难免带来许多不公平和误判。而如果国家依赖类似相貌这样的因素来决定官员选拔，势必会让官员的选拔机制变得荒谬且不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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